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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紫砂壶大家时大彬 顾景舟 吕尧臣 鲍志强

紫砂壶艺术网 时间:2016/9/5 17:54:21 【字号 】 【关闭

  中国的民间艺人,大多隐姓埋名。民间工艺界的行规,也使得民间艺人习惯了默默无闻。比如说,你脖子上挂着块翡翠,你不知道是谁雕刻的;你脚上穿着双绣鞋,你不知道是谁的手艺;你吃饭用的青花碗,你不知道是谁制作的;你家里有张雕花大床,你也不知道那是谁的作品。古往今来,民间艺人大多不在作品上署名,谁知道他是何方高人呢?可是紫砂界却不一样了。在一把紫砂壶上,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地方看到作者的签名,一是壶底,二是壶盖,三是壶把的下方。除了在“文革”那样的特殊年代,紫砂壶的制作者,从来都是要郑重其事地署名、不厌其烦地落款的。

  虽然,紫砂壶在清代也成了皇家供品。但是,紫砂壶艺界从来就没有官窑这一说。因此,也没有出现过用“大清制造”、用“乾隆御制”这样的官印来取代个人落款的行规。

  虽然,紫砂界存在过“合作社”、“紫砂厂”、“紫砂集团”这样的组织形式,但是,紫砂壶的创作与生产,从来都是以某个人为中心的,海内外的买家、炒家和藏家,也从来都是只认名头不认单位的。

  这一现象,这一工艺美术界的例外,说明什么问题呢?它至少可以说明,紫砂壶艺界自古尊重壶艺家的个体劳动,自古重视作者意识、责任意识与品牌意识。而对于这些意识的重视,其意义是深远的。依照鲁迅先生的说法,那是“人的自我觉醒”的标志。

  在中国,每个行业都有供奉祖师爷的习俗。例如,木匠供奉鲁班,郎中供奉华佗,纺纱女供奉嫘祖。如果,某一个行业原本就没有祖师爷,那也得找一个出来予以追认。

  紫砂界追认的祖师爷,特别有意思。那位祖师爷,绝对不会做壶,甚至都没有到过陶都丁蜀镇。那个人叫范蠡,就是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。范蠡跟西施私奔之后,在浪迹江湖的岁月里,曾经用过一个化名,叫陶朱公。就凭这一点,紫砂人就决定,将范蠡先生追认为祖师爷了。

 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,陶朱公的陶,与陶器没有什么关系。“陶”在春秋战国年代,是一个地名。那地方,应该在现今的山东省境内。所谓陶朱公,就是生活在“陶”这个地方的朱先生。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实,范蠡,或者西施,做过陶器,贩运过陶器或是开过陶器行。即便如此,紫砂界还是选择了范蠡担当祖师爷。

  

  

  这是行业心理在起作用。紫砂界之所以选择范蠡当祖师爷,起码可以说明一点,这一行的老少爷们,对于范大将军爱美人不爱江山、爱自由不爱王位的浪漫情怀,不仅是认同的,而且是赞许的,甚至是羡慕不已的。正因为紫砂壶艺界自古就有尊重作者、崇尚自由的传统,在这个行当里出类拔萃、叱咤风云的人物,个个性格突兀,人人身怀绝技。在此,我愿意为大家介绍几位壶艺大家。

  时大彬:尚理崇文,享誉朝野

  时大彬,号少山,生卒年份不详,大致生活在明代万历至清朝顺治年间。他是紫砂壶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人,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。

  翻开明代的小说,我们发现,时大彬的名字出现的概率非常高。例如,在明末的小说《拍案惊奇》中,就有这样的描写:“壁间纸画周之冕,桌上砂壶时大彬”。意思说啊,这户人家墙上挂的画,是万历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周之冕的大作,而桌子上摆放的壶,是著名的大彬壶。作者凌蒙初企图以此表明,这户人家,品位不俗,家底殷实。明代另一位作家金木散人在《鼓掌绝尘》第三十三回中也写道:“香几上摆着一座宣铜宝鼎,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章。时大彬小瓷壶粗砂细做,王羲之兰亭帖带草连真。”由此可见,在明代文化人的心目中,大彬壶是品位极高的“雅玩”,是与宣德炉以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个档次的宝贝。

  时大彬是陶都宜兴人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,但尊师重教、尚理崇文,非常喜欢结交文人雅士。如太仓学者王世贞,松江名士陈继儒,都是他特别仰慕、时常拜会的壶友。时大彬不媚俗,他媚雅,他老是不停地变换花招,取悦文化精英。他原来是做大茶壶的,而且做得非常好。当他发现,文人们更爱便于把玩的小茶壶,他便改弦更张,不再做“饮茶”的大壶,专做“品茗”的寸柄小壶了。

  在与文人雅士的交往中,时大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,也将浓郁的文人气息,融进了紫砂壶。有句诗是这样赞美大彬壶的:“千奇万状信手出,巧夺坡诗百态新。”意思说啊,时大彬把苏东坡诗词中的意境,融进了百态千姿的新壶。

  文化人,总爱抒发点思古之幽情。为了满足、迎合文人的这一情结,时大彬在泥料的选择和壶型的设计上,十分注意古风、古韵的承载与表现,因而做出来的茶壶,“敦厚”,“浑朴”,“砂粗质古肌里匀”,深受文人的喜爱。关于这一点,时大彬的高徒徐友泉,自叹不如自己的师傅。他曾经这样说过:“吾之精,终不及时之粗”。意思说,我做的茶壶虽然非常精致,但终究比不上时壶的粗放、粗犷啊。

  时大彬做的壶,不仅走进了文人的书房,也闯进了皇家的宫廷。坊间流传过这样的诗文:“明代良陶让一时”,“宫中艳说大彬壶”。这些诗文,描述的就是皇亲国戚、后妃贵人对于大彬壶的艳羡。

  时大彬活着的时候,就有人模仿“大彬壶”。因此,时大彬发明了一种非常有趣的防伪保真术。《扬州画舫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彬技,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。”意思说啊,他用自己的大拇指,在壶把上摁上一个箩箕,做一个特别的记号,以此来区分原作与赝品。

  时大彬是个长寿的高人,享年七十有余。按说,他一生创作的紫砂壶,数量应该是很多的。但是,存世的大彬壶却非常少。怎么会这样呢?经过考证,人们发现,原来许多大彬壶都被时大彬自己给砸碎了。

  他为什么要砸自己的作品呢?因为时大彬是个追求尽善尽美的怪人。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每有新作,如不惬意,即行毁弃,虽碎弃十有八九,亦在所不惜。”意思说,只要出现自己不满意的作品,他立马就把它砸了。虽然,十把茶壶被他砸了八九把,他也决不吝惜。

  把不满意的作品摔掉,那是需要勇气的。尤其在作者成名之后,摔掉的可都是黄金白银啊。他能够坚持这样做,确实令人敬佩。时大彬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,为壶艺界带了个好头,留下了一个优良的传统。

  据我所知,在时大彬之后,许多壶艺大家都继承了这一传统。通常的做法是,每到中秋赏月的时候,壶艺家都会邀请一些文人雅士、各界高人来到家里做客。茶过七巡,壶艺家就会将自己一年来的创作成果,捧出来请他们鉴赏,品头论足。最后,评选出几把公认的好作品来。作为一年的劳动成果,那些壶,或者出售,或者留用。其余的,也就是次一点的、有争议的、没有受到追捧的壶,统统当众摔掉,一把也不留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在较真的壶艺界,那也真是“一壶传世万壶碎”啊。

  从时大彬开始,真正的壶艺大家,没人愿意破这个传统,破这个行业惯例。也正因为如此,时大彬的传世之作,都是最好的,没有较好的。时大彬因此也长期享有“千载一时”的美誉。

  顾景舟:矢志追古,承上启下

  论及现当代的壶艺大师,谁也不能绕过顾景舟(1915—1996)。在群英荟萃的紫砂界,顾景舟是第一个获得国家部委授予的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的杰出壶艺家。

  顾景舟,号瘦萍、壶叟、曼晞,出生于宜兴郊外的上袁村。那是一个陶艺之乡。他自幼便跟随老祖母学习制壶技艺,练就了一手扎实的基本功。民国28年,25岁的顾景舟,突然失踪了,没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。因为去向不明,家里人也不说实话,因此说什么的人都有。有人说,他因为家境贫寒,给一个外乡人当倒插门女婿去了。有人说,他与家人怄气,落草为寇,当兵吃粮去了。也有人说,他得罪了一方财神,遭人陷害,被人绑架了。对于那段神秘的经历,顾老先生终身讳莫如深。解放之后,面对记者的无数次追问,他要么避而不谈,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。

  顾老已经去世多年,我想,他的那段神秘的经历,也该解密了。其实,顾景舟当年没有被人绑架,也没有落草为寇,而是被一个神秘的商人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界,住进了一座神秘的院落。在经过了一番神秘的洽谈之后,顾景舟就在那座神秘的院落里,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。那个地方,不在荒郊野外,也不在密林深处,恰恰是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。这可真是大隐隐于市啊!在隐名埋姓的3年中,有专人伺候顾景舟的吃喝拉撒。顾景舟每天只干一件事,那便是,秘密仿制古代名壶。其仿制的蓝本均由古董商提供。

  从艺术传承的角度来看,这样一个经历,对于壶艺家的成长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为,模仿是创新的前奏。旷日持久的模仿,对于揣摩古人的用心,汲取前人的智慧,无疑是必要的,更不用说模仿的对象尽是些国宝级的名陶名壶了。

  至于古董商将如何处置那些仿制品,严格说来,与仿制者是没关系的。再说了,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,在那个纸醉金迷的都市,一个来自乡间的年轻的做壶人,也没有办法左右古董商的种种图谋。

  综观顾景舟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,我们发现,他一辈子主攻“光货”,终身追求返璞归真,并力图在最简洁、最传统的造型中,寻求突破,寻找新意。

  顾景舟做过一把壶,取名为“上新桥”。那把紫砂壶的造型,传统、古典,按说没有太多的新意。但是,由于他在壶体的顶端,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座石板桥,把整把壶都带活了。有了那座石板桥,壶体上所有的线条,都成了水面上的波纹,所有的同心圆,都成了涟漪的一个部分,使得那把紫砂壶充满了江南水乡的情韵,真是匠心独具、巧夺天工。

  对于顾景舟在紫砂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成就,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:“千载一时久绝迹,二陈妙造也难求。如今阳羡名壶手,海内争传顾景舟。”诗中的“一时”指时大彬,说时大彬的作品绝迹已久了。诗中的“二陈”指陈鸣远和陈曼生,他们的作品也已经很难求得了。如今阳羡名壶手,当然属于海内争相传颂的顾景舟了。平心而论,这个评价是准确的、公正的。

  吕尧臣:多才多艺,锐意创新

  在紫砂陶艺的变革与创新上走得最远、成就最高的,当数另一位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——吕尧臣(1940— )。吕先生对紫砂陶艺的贡献,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:

  首先,他开创并完善了绞泥装饰工艺。所谓绞泥装饰工艺,就是将多种色彩的紫砂泥料,混在一起,用以装饰紫砂壶。在高温的作用下,那些不同色彩的泥料,会出现奇妙的窑变。因此,运用绞泥工艺制作的壶,色彩斑斓,变化多端,效果奇妙,浑然天成。吕先生的这一创举,拓展了紫砂陶的表现力,丰富了紫砂陶的语言。这一了不起的成就,将永载陶艺发展史。

  “旭日东升”壶,是吕尧臣先生的新作,壶体上绚丽的云海,就是用绞泥做成的装饰。如此飘逸的纹饰,如此奇妙的色彩,在600年的紫砂陶艺史上,是前无古人的。吕大师还创作过许多绞泥精品,如“玉屏移山”壶,把漓江的山水搬到壶上来了。如“沙漠之舟”壶,把草原的风光也搬到壶上来了。有一把壶更绝,取名为“华径”壶。壶体上铺陈着一圈雨花石,而那一枚枚五彩缤纷的雨花石,都是用绞泥做成的。正因为吕尧臣创造了“吕氏绞泥”工艺,使他赢得了“紫砂魔术师”的美誉。

  吕尧臣的第二个贡献,是将人体艺术融进了紫砂壶艺。为了这方面的创新,吕先生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呢。

  多年来,吕先生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:西方的艺术家,特别崇尚人体之美。几千年来,已经把人体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紫砂人,能不能把人体的线条美、体态美,也表现在壶上呢?从理论上说,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,要想表现人体美,必须进行人体写生。然而在丁蜀镇,想找一个人体模特儿那是非常困难的。

  十多年前,在一间卡拉OK厅里,吕尧臣看中一个美丽的打工妹。他冒着被人误解、被人辱骂的风险,上前说明了情况。他没有想到,那个打工妹一口答应给他当模特儿。于是,在一间密室中,吕尧臣开始了对于人体之美的提炼与表现。

  小镇上议论纷纷,那是意料之中的事,吕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睬。没过多长时间,他便推出了“贵妃出浴”壶、“伏羲”壶、“爱之欲”壶、“欲放”壶等一批人体系列的紫砂壶,展出之后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“简洁、唯美、有胆量、有突破”,这是理论界对他的公正评价。

  正因为吕尧臣先生多才多艺、锐意创新,几十年来硕果累累,海外收藏家“跪求尧臣壶”的故事,近年来屡屡上演。

  鲍志强:学养丰厚,博采众长

  学者们普遍认为,紫砂陶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,最根本的原因有二:一是文化人与手艺人的结合,二是手艺人自身的文人化。在手艺人、工艺师逐步文人化的道路上,走得最稳、成就最大的当数陶艺大师鲍志强了。

  鲍志强(1946— )有过拜师学艺、聆听老艺人口传身教的经历,也有过进入高等学府进修艺术史论、研习工艺创作的幸运。因此可以这样说,是师徒传承与学院教育的互补,成就了像他那样的又一代陶艺大师。

  在鲍志强的作品中,既有对传统手工技艺的继承,又有对现代造型理论的吸纳。他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以及丰富的艺术语言,都融会在作品中,使之充满了书卷气、文人气。

  鲍先生做过一把“紫璧古韵”壶。壶盖像一面铜镜,其壶体、壶纽和壶把,使用的都是青铜文化的语言。

  鲍先生的“玉振金声”壶,让我们在紫砂壶上,看到了一只玉蝉。那把壶所使用的语言,显然是玉文化的。

  另有一把“井栏壶”。他运用石雕、石刻的语言,雕琢了历史的凝重,刻画了岁月的沧桑。

  鲍先生创作的“源泉”壶,其造型像一捆汉代的竹简,象征着民间工艺与主流文化的融合。

  总之,鲍先生的每一件作品,都凝聚着厚重的历史感与浓浓的书卷气,让人叹为观止,回味无穷。

  中国当代的制壶名家,灿若群星,举不胜举。由于篇幅关系,只能就此打住。挂一漏万之处,还望方家海涵。

  陈曼生:不恋官场,酷爱壶艺

  陈曼生,清乾隆至嘉庆年间人,名鸿寿,字子恭,另有老曼、曼公、恭寿、种榆仙客等别号一长串。他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,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海做壶的文化人。

  陈曼生的本职工作,是当县太爷。他长期担任溧阳县知县。可是这人太痴迷紫砂壶了,他经常不升堂、不断案,偷偷溜到宜兴去品新茗、赏新壶。

  陈曼生是个才子,诗、书、画、印样样精通,是“西泠八大家”之一。出版过《种榆仙馆印谱》等许多“学术成果”。因为爱壶,陈曼生放下县太爷的身段,找到紫砂艺人杨彭年、杨宝年、杨凤年兄妹三人,与他们达成协议,联合开发紫砂新品。具体的分工是,陈曼生负责设计与篆刻,杨家兄妹负责捏制与烧成。双方优势互补、精诚合作,创作了大量的紫砂名壶,并推出了著名的品牌“曼生壶”。

  陈曼生与杨家兄妹合作,开创、完善了在壶体上刻字、作画的工艺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。因为有了这套工艺之后,无论是文人偏爱的佳句、箴言,还是百姓喜欢的山水、花鸟,都可以刻到壶上来了,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紫砂壶的文化含量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。

  “曼生壶”的风格独特,内涵丰富。尤其是那些个壶铭,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。

  壶铭之一:“月满则亏。置之左右,以为我规。”这是刻在一把半月壶上的座右铭。意思说啊,盛极必衰,乐极生悲,我将这把壶随身携带,放在眼前,作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提醒。

  壶铭之二:“内清明,外直方,吾与尔偕臧。”臧者,好也。偕臧者,大家都好也。这是刻在一把方货上的壶铭。意思比较明确:对内,我们亲兄弟明算账;对外,我们讲原则守规矩。这样一来,对我对你都会有好处。

  壶铭之三:“笠荫,茶去渴,是二是一,我佛无说。”这一句文气更足,雅趣也更浓,是刻在一把斗笠壶上的。者,中暑也。意思说啊,斗笠可以遮阴去暑,而茶汤可以解渴,两者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?佛祖没有告诉我。平实中透着机趣。

  陈曼生写壶铭,确实堪称一绝。那些句子既切壶,又切茶,而且意味深远。

  在陈曼生之前,许多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铭文,但档次都不是很高。例如:“扣门三五下,自有出来人。”这是教人懂礼貌的,叫人别一个劲地老敲人家的门。再如:“主人居此宅,可以斗量金。”这是炫耀主人有钱的,没什么文化气息。又如:“上有东流水,下有好山林。”这显然是句套话,文化含量稀薄。

  因为曼生壶上总是刻着精彩的名言佳句,故而留下了“壶随字贵,字依壶传”的佳话。

  “曼生壶”的落款大多为“阿曼陀室”,而“阿曼陀室”是紫砂壶艺界第一个强强联合的研发基地。在那儿,陈曼生整理出了一整套制作紫砂壶的图谱,也就是著名的“曼生十八式”。在该研发基地的大堂里,悬挂着陈曼生撰写的一幅有趣的对联:“青山个个伸头看,看我庵中吃苦茶。”绝妙地表达了这位县太爷超凡脱俗的、自鸣得意的心态。

  陈曼生还以县太爷的身份带动了一批文人墨客、朝野名士,共同关心、一起扶持紫砂业的发展,大大地提升了紫砂壶的文化品位和做壶人的社会地位。陈曼生对紫砂业的贡献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于右任、关山月、刘海粟、陈大羽、冯其庸、韩美林、亚明、唐云、启功等现当代的文化名流,都是陈曼生的同道者、后来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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